在去烟台的车上，窗外浓淡不一的绿铺在秋的轮廓里，给人以捕捉的冲动。空间在疾速变幻中没入夕阳，某一眼望去，三两老人坐在田野尽头的林间空地上享受着傍晚的时光。我拿出随身带的DV，终于按下拍摄键的时候，镜头前掠过一丛零乱的房屋，那份令人心动的悠然一去无返。在纪录片颁奖暨研讨会的第一天，DV老人张惠林说，“纪录片没有时间等你慢条斯理”。那一刻，我为我的年轻和迟钝汗颜。
      走进《数风流人物》的第一天，首先拿到手上的是一本《电视纪录片及审美选择》，我清楚地记得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你得有准备”。我深深知道，对于电视，对于纪录片，我储备匮乏，所以我买了很多书和碟片，下载了很多片子，读得如饥似渴，看得夜以继日，我以为这就是准备了。在阴法唐片子的制作过程中，不能说自己的进步与日俱增，但至少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我把这段时间的工作同样看作是准备，我相信这如同二进制繁衍出的数字时代，会支撑起一个庞大缤纷的世界。然而，我只看到了表象。DV老人张惠林并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简单一句“慢条斯理”，却刚好击中要害，我突然明白：准备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形式，而是一种潜伏的状态。只有把生命植入这种状态，才能与生活相互激发，感悟真，发现善，捕捉美。纪录不是时时刻刻举着摄像机，却也不仅仅囿于举起机器的那一刻，它是一种意识，带有强烈的预见性和创造性。
      这让我想到了《幼儿园》。

      有人说，《幼儿园》拍摄14个月，素材近5000分钟，投资约100万，其中有20-30万是购买设备，包括便携式调音台，两万多的德国话筒等等，这样的条件不是随便一部纪录片所能具备的，所以70分钟的成片，所谓值钱的镜头与其说是捕捉不如说是筛选。我也曾想过，在如此漫长细密的拍摄过程中，终究可以撞上些完美瞬间吧。就好比我走进妈妈开办的幼儿园，每天去每天去，总会有一些孩子吸引你，有一些表情打动你，有一些事件让你震惊、让你思索。但张以庆说，钱和时间都不是问题，我们不能用一个极端掩盖另一个极端。他说他曾用400块钱花3天半时间拍了一部获全国政府一等奖的片子。他说，问题在于，你是否有电视意识，你是否有电视人的智慧和素质。他认为，一个好的纪录片人应该具备“四力”，即感受力，想象力，创作力和抽象概括力。

      那么，我所谓的“预见性”，应该归于“感受力”的范畴吧。万事都有因果。从因到果，有些征兆是明朗的，捕捉不到是失职；有些征兆却潜隐于表象之下，需要探索需要挖掘，更需要先知一般的感性和悟性。这种感性和悟性不仅能使他在所有人关注之前先关注，也能使他在所有人关注之后找到新的关注。而先知不是一日炼成的，更不是终身受用的。我想，感受力应该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无论这个瞬间你是否在担当编导角色、是否在面对取景框。

      张以庆说，拍完《舟舟的世界》，有同是编导的朋友告诉他，舟舟就住在他们家大院，十几年了从没有觉得这可以成为一个选题。机会，就这样在无数个瞬间擦肩而过。而《英与白》在拍摄前，世界唯一可驯化表演的熊猫“英”和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的女驯养师“白”已经在四川杂技团的狭窄小院里共同生活了14年，张以庆说，生活如此宽厚，就让他们那样悄然无声地等待了14年。但我觉得，纪录片不存在主动地等待，没有谁专门为了纪录而生活，很多时候，等待不过是编导的一厢情愿。等待背后，是长长的错过。与其说英与白等待了14年，不如说张以庆错过了14年。然而，他终究是发现了、捕捉了、放大了、做足了。无论曾经是等待还是错过，发现本身都足以自慰。张以庆说英与白足够特别，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没有一个人说这太边缘太个案这是猎奇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在片子里看到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孤独，那不是英和白的孤独，那是人类的孤独。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最极端的东西去讲述最普遍的东西。《幼儿园》也是一样。片头的字幕上赫然写着：“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是我们自己……”我想，这应该就是电视人的智慧和素质，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电视意识。

                                         （《英与白》和《舟舟的世界》）

      这种意识存在于钱多时长拍出的作品中，自然也应该存在于钱少时短拍出的作品中。但你会发现，这比另一个极端更为极端。我要说的是《红地毯上的日记》。这部片子拍于1990年，的确只花了400块钱只拍了3天半。但在此之前的三年里，每个休息日张以庆都会出现在体育学院的艺术体操训练场，静静地看一群永远都成不了冠军的女孩子在金字塔的庞大底部艰难攀援，直到他能够清楚地画出每个季节几点几分阳光会越过古老的木格窗户落在红地毯上的哪个位置。他说台里本来是要拍冠军伏明霞，但他从这群孩子身上看到的要远远超越冠军本身，冠军是没有余地的，与冠军相比，这群孩子更能昭示出体育的残酷和人的精神，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美，它更能折射出体育的内在魅力。那时的张以庆还是刚刚借调到湖北电视台的工人，３天半的拍摄时间对他来说已是奢侈，然而就在这３天半里，有３天是阴天，他的阳光笔记全无用处。他说，这就是代价。但代价的背后，是一种态度，与金钱和时间无关。他说，这三年完全是业余时间，他不觉得这有多了不起，那是一种吸引，他觉得很美好。我想，这种美好或许更应该称之为境界，有了这样的境界，之后的一切已是必然。而这种必然，蕴含的正是极端中的普遍。

      这种普遍可以作用于张以庆，也可以作用于我们自己。因为这不是外力的强加而是内力的喷发。这是一种激情，一种信念，一种执著，是对纪录片深深的爱。我们也许不会遇到第二个舟舟，不会遇到第二个英第二个白，但我们还会遇到红地毯还会遇到幼儿园。选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学会了发现学会了挖掘，学会了用一双纪录的眼睛去感悟生活解读生活。回到《数风流人物》，我们没有100万没有14个月，但我们绝不止于400块绝不止于3天半；我们不必踏遍铁鞋去寻找舟舟寻找英和白，但我们的每一个选题都足够精良足够震撼。张以庆说，面对一座富矿，你不可以轻易开采，否则就是破坏。对此，我深有感触。我们《数风流人物》栏目开采的，绝对是一座又一座的富矿。远的不说，单是周汝昌，就足以称之为文化历史宝藏。在学术上，他以红学名世，而《 红楼梦 》本身就蕴含着历史的谜团和文化的精魂，这如同西方世界的断臂维纳斯，它的美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更是不尽的延续和无限的可能，它象征着一种极致，永远无法企及的中华极致。而双耳失聪、双目近盲的周汝昌倾其一生，就是为了追索这无限的极致，这本身就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英雄主义情怀。他的学术观点是开创性的，但他的治学精神却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风骨一脉相承。他生于1918，正值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大变革的五四前夕，此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无不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他始终称自己为一介书生，但他的研究却引起了胡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极大关注，这也使他的命运一波三折，而波折本身也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周汝昌是独特的，但孕育其独特思想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书写其独特经历的是风起云涌的中国历史。开掘这样的宝藏，是对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历史的追溯。肩此重任，自当步步为营，慎之又慎。

      在会上，张以庆讲得最多的是《幼儿园》，但他对人文意义的阐释要远远多于对纪录片本身的探究。或许这部片子多少受了些解释学或解构主义的影响，因为他所传达出的似乎是意义的无限敞开和形式的不可复制。的确，当一个人达到某种高度，他所看到的风景已然与众生不同。生命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解读，的确可以给我们极大的触动，引发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思索，但那是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希望目光更为深邃内心更为丰盛的观众，在这一层面上，我承认受益匪浅。但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纪录片创作者，我们想要的指点当然远不止于此。很多人问到片子的结构，剪辑的原则，元素的运用，甚至于投资的回报和市场的反应。对此，他的答案似乎又倾向于直觉主义和意识流，给片子罩上的是一层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他似乎在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张以庆，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幼儿园的确与众不同，又或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相对而言，他对别人作品的点评倒是客观理性，一语中的。

      他带来了四部别人的片子，浙江台编导韩蕾的纪录片《俺爹俺娘》，湖北台编导王晓清的访谈节目《往事•俺爹俺娘》，王晓清的纪录片《唐山地震30年祭》，日本导演水沼真澄获自然类大奖的纪录片《日本神秘的水世界》。
      前两部片子，张以庆试图通过对比来强调“元素”的运用。他说，电视有八条腿走路，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手段，元素越多，空间越大。
      其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音乐元素，比如农村老大爷唱红军歌，片头的沂蒙山小调，他认为这都是地域性很强的音乐，既可以交待环境背景，又可以起到结构的作用。在片子的播放过程中，他会不时地停下来，提醒你这是板胡，这是唢呐，这是电影《活着》的音乐，这是《父老乡亲》……他说，感动是一回事，传达感动是另一回事。这样的敏感和通透，让我由衷地敬佩也由衷地惭愧。对于音乐，我还仅仅停留在一个被动的接受阶段，缺少感性的积累，更缺少理性的分辨。虽然我们栏目有音乐素养颇为深厚的杨青青老师专门配乐，但如果编导对音乐没有一定的敏感度和鉴赏力，就无法把想要的感觉清晰地表达给音乐编辑，更无法把预期的情绪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在这一点上，我是需要下功夫的。

      在第一部片子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俺爹，四年私塾，论语背得滚瓜烂熟”。张以庆认为，此处一语带过是有些可惜的，论语这一元素可以放大，因为在现代社会能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的人已近乎绝迹，更何况这是一个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老农民，这一元素正是其独特性所在。他说，这甚至可以当作结构来使用。在别人的片子里，张以庆对结构是重视的，他说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选择的艺术，更是结构的艺术，结构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影响主题。

      两部片子都运用了大量照片，第一部是循序渐进地出现，第二部有几次集中出现，张以庆似乎更青睐后者。但我觉得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借鉴的，循序渐进地穿插有利于叙事，而集中出现会产生一种视觉的冲击和情感的震撼，关键不在于怎么用，而在于用在哪。第二部片子用了一张影展后母亲病重，老父亲亲吻老母亲的照片，这在第一部里并没有出现。张以庆认为，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中国农民，这样一张照片是具有震撼力的因而应该引起重视，作为编导，韩蕾忽略了，这是不可原谅的。我想，这点也体现了上面的一句话，纪录片是选择的艺术。在八千多张照片面前，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选择也体现在事件元素的运用上。在第二部里还提到了一件剪彩背后的故事：当时焦波的照片获了大奖得到了六万六千块的奖金可父亲就是不问，最后他实在忍不住告诉了父亲，父亲却说：“什么钱不钱的，咱要的是那个名誉”。这句话对焦波触动很大，于是他用这笔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摄影展，并请来了“俺爹俺娘”剪彩。而这一事件在第一部片子里并未出现。在张以庆看来，这要么是选择的疏漏，要么是挖掘的不够，总之，不可原谅。

      “三十年前，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蓦然遭遇一场天崩地裂的灾难；
      许多年后，一个神秘人打来的电话，一则唐山地震曾被准确预报的传言，引出一位作家锲而不舍的调查；
      一位位当事人的讲述，一份份鲜为人知的资料，还原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
      地震，是否真有预报？悲剧，是否可能避免？
      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唐山地震30年祭》这样开始，中间张以庆没做任何点评，片子一气呵成看下来，气氛突然变得沉闷，结束语重重地落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们拷问历史，是为了还原历史！
      我们走近灾难，是为了远离灾难！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将至，
      我们向唐山24万死难者致哀！
      愿唐山悲剧永不再重演！”

      这部片子最终没有播出。张以庆谈到了历史，谈到了真相，谈到了沉重，谈到了疼痛。他说，抓到本质的真实是非常难的，我们不能说这样一部纪录片就完全还原了历史，它不可能成为真实本身，但这样一个年轻女编导在努力追究真实，这就非常了不起。在手法上，片子的前半部分侧重情感，后半部分侧重理性，逻辑非常扎实。张以庆说央视《新闻调查》的制片人看了这部片子后说，我们向湖北电视台致敬！由此看来，一部让人致敬的纪录片不但要对选题本身有深刻把握，更要在逻辑思维和表现手法上有扎实的功底。就像张以庆在会议一开始说的那样，什么是好的纪录片，就是好看+深刻。这两点，编导王晓清无疑做到了。

      《日本神秘的水世界》是张以庆带来的最后一部片子，却也是最美的一部片子，拍摄的是日本农村里山。导演用唯美的视觉诗篇描绘了一种天人合一共生共融的生存状态。片中的美不仅仅体现在每一幅画面的构图、影调等摄影艺术上，更体现在导演思维的创造性上。在韩蕾的《俺爹俺娘》中张以庆曾对画面对位提出批评，他说切忌看图说话，千万不要“床前明月光”就出一个大月亮。在《水世界》中，有这样一句“这可真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啊！”导演并没有把镜头对准一个昏昏欲睡的人，而是拍了小小一池清水，里面泡着未洗的青瓷碗筷，碗中粘着残余的米粒，米粒旁边是一条红色的小鱼。这样的构思，不能不称为巧妙。再有拍摄水边的礼花，导演把镜头转向了凝神注视天空的青蛙，镜头越推越近，一直推到青蛙的眼睛里，礼花一朵朵绽放，绚烂无比。最为张以庆称道的是一组劳动场景，打麦场上，人们堆起高高的麦垛，音乐响起，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动作也越来越快，金黄色的麦垛由小变大越堆越高，充满了浪漫的诗情。张以庆说，大家注意这组镜头怎么结束，再慢下来么？ 那太庸俗，如果是我，我会突然静止。片子走到这里，果然静止了，但同时风雪大起，麦垛变成了白色，冬天来了。张以庆说，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所以，这是成功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便是自然类的纪录片，也不仅仅是被动的纪录，它需要创造力，更需要想象力。

      流水一般写了这么多，似乎一直在纪录会议上的张以庆。其实纪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纪录的过程中，梳理了自己。但梳理了这么多，才不过是半天的内容。可见此行的确收获颇丰。其他几位纪录片老前辈高屋建瓴，谈得多是纪录片发展的大问题。
      朱景和讲到了纪录片发展的前景，认为自然类的纪录片从今年开始越来越被重视；摄影器材的变化和DV的出现会给纪录片带来一定的冲击，专业队伍需要调整创作思路；再就是不要怕老题重做，一题多做，要对老内容有新发现。
      陈汉元讲的多是历史，针对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历程，在随性和幽默中呈现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一个老纪录片人的独特才华与执著追求。对于编导，他提到了“五力”：注意力、联系力、想象力、理解力、记忆力；“三言”：言他人之不曾言、言他人之不能言、言他人之不敢言。对于解说词，他也提到了三点：一是听明白，二是讲清楚，三是有意思。
      曾昭明讲了纪录片的发展现状，提到了纪录片的栏目化和纪实频道的出现，还讲到了电视从业队伍的多元化和电视纪录片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孙玉平主要对本次的获奖纪录片进行了点评，对山东的纪录片队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更高的希望。

      离开养马岛的时候，因为忘记带充电器，我的DV已经罢工两天了，遗憾不言而喻。几天来，DV老人张惠林的一句话一直响在耳边，“历史走得太快，要紧紧抓住”。养马岛的三天已经成为回忆，错失的影像就用这篇文字来弥补吧。而我要紧紧抓住的，不只是历史，还有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