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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天明——深切悼念季羡林先生连日阴霾，终于大雨。雨后的夏夜凉似晚秋。
7月11日，季先生辞世，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报道，我始终在莫名抗拒，记忆似乎停滞在两年前，无法逾越。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7年7月24日，经过了半年的漫长等待，我们山东电视台《数风流人物》摄制组终于得到了拍摄许可，我与制片人董雅丽、摄像朱新征一起走进季先生的病房。也许是心中太过欢喜，向来倾心素色衣着的我那天竟破天荒地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而那抹红色也成了这黯淡时日里最明媚的回忆。
曾经设想过见到季先生的无数种场景，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季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道歉，他说：“我这腿站不起来了，只能坐着迎接你们了”。秘书告诉我们，季先生听说山东的记者要来，早早就端坐在桌前等待了。那一刻，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 那时，季先生已经在301医院住了四年，其间，他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等多重疾病，他常打趣说，我现在是四个半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但在他眼里，这些根本都不算病。我们一坐下，他便笑着说，“我其实没有真病，我是个假冒伪劣的病号。” 秘书说，季先生眼睛不好，但他每天依旧早早起床，摸索着稿纸的边缘一行行写着文章，听到这里，先生说“能写，脑筋还都行，还不太糊涂。”
其实，季先生的脑筋比谁都清楚。由于腿脚不便，先生很少离开房间，为了让老人亲眼看一看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我们把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大量影像制成了相册，作为送给先生96岁的生日礼物。季先生一边翻看一边回忆，思路清晰敏捷，表达条理又不失风趣，说到开心处还会给我们讲笑话。对于那些生命里的往事，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平淡语气中的丰沛感情，可是他决不会有任何超越本色的阐发，对我们引申出来的所有意义，他总是老老实实地更正，他总会说“我没这么想过，我没那么高尚。”但他也决不会故作谦虚，他说，“我自认为还是个好人，一辈子没害过人。”而对于“好人”，他特别指出了八个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他说，“年轻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就是个好人。” 季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当看到相册中的吐火罗文照片时，他忍不住带上眼镜，又拿起放大镜，看了很久很久，当他终于抬起头来，却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放倒了。”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什么是对学问的执著与挚爱。
2007年10月，三集纪录片《布衣鸿儒•季羡林》制作完成，从策划、拍摄到最后的播出，整个片子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中，我们几乎走访了所有季先生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采访了许多先生的朋友和学生，实地拍摄了大量镜头。在北大朗润园，我们拍摄过一组“季荷”的镜头，“季荷”是季先生在门前的荷塘亲手种下的，也是他在301常常想念的。片子播出后，曾有观众赞叹说，你们居然从零星的莲叶的一直拍到了满塘的荷花。正是这样的坚持与等待，让我们在日渐深入的采访和拍摄中将仰望的视线一点点放平。不是先生不够伟岸，而是他太过朴厚，朴厚得如同一位耕耘了一生的老农，所有的付出都看作寻常，所有的收获都归于大地，所有别人眼中的不可企及都被他视为幸运和机遇。他用一颗高贵的心卸掉层层光环，固执地坚守着他的朴素与平淡。 如今，先生已经离去。当时间苏醒，纵使悲恸如暴雨倾泻，也要在如水的深夜点亮希望，等待天明。 (文/山东卫视 刘培)
布衣鸿儒·季羡林——我的采访手记 7月11日晚7点37分，为悼念季羡林先生，山东卫视重播了2007年制作的三集人物纪录片《布衣鸿儒•季羡林》。片名淡去，两年前探访先生的影像一幕幕重现。虽然我是这部片子的编导和记者，但我始终不认为那是一次采访，我总觉得那天的先生是一位回忆往事的安详的老人，而我只是一个听故事的孩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7年7月24日，我捧着一本厚厚的相册走进先生的病房，我说：“季先生，再过几天就是您的生日了，这本相册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先生接过相册，连连说“请坐”。相册中的照片是我们精心准备的，从故乡的老屋到童年的大明湖，从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到清华大学，从留德十年的哥廷根到回国后的翠花胡同再到北大朗润园，我们追随着先生的足迹拍摄了大量影像也冲印了大量照片，而故事也正是从这些照片开始的。 母亲的笑与泪
翻开相册，最先看到的是故乡的老屋。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官庄，在老屋的后面，有一个巨大的芦苇坑，六岁以前，那里是他淘气时的避难所，也是他的乐园。
 季先生回忆说：“那时候白面吃不着，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对门的一个大婶去拾麦子，拾回去母亲就把它磨成面，往锅上一贴，我吃着高兴啊，吃了以后又偷吃，母亲就追我，我就跳下这个坑里面，还在那儿吃，反正你下不来。” 儿子在水里笑，母亲在岸上笑，这一幕如此动人却又如此短暂。母亲出身贫寒，既不识字也没有名字，她走过的最长的路，是出嫁时从娘家到婆家的六里路。但为了儿子能有个好前程，6岁那年，母亲忍痛把季羡林送去了济南，由经济较为富裕的叔叔抚养。离开母亲的季羡林哭了很久。那时交通不便，他很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 说到回家，季先生有些伤感，他说：“我回家都是家里有人死，奶奶死，我回过一次，我父亲死回过一次。从那以后8年没回去。” 8年中，季羡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他曾暗暗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8年前那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 1933年秋，季羡林在清华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泪水与迷惘中他跌跌撞撞进了自己的家。在给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母亲做饭用的炊具依然立在墙边，风箱的把手上似乎还驻留着母亲的温度，而母亲在乡间小路上走动的身影却再也看不到了。回荡在耳边的，是母亲独自念叨了千遍万遍的那句话：“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这句话成了季先生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在纪录片的前期采访中，我们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张会军院长那里听说过这样一件事。2001年4月，季先生应邀拍摄了一部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公益广告，在片中，季先生面对镜头介绍自己，当说到 “我从1917年离开家，到济南求学，从1924年开始，我就……”，他突然哽咽起来，眼泪不能自已。原来，这位90岁的老人后面要说的是：“从1924年开始，我就再没见到过母亲，这是我一生中永久的悔。” “我就是济南人”
提起母亲，季先生突然变得很沉默，在平静的外表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起伏。考虑到先生的情绪，我们试着讲一些快乐的事情，当说到大明湖的时候，先生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不一会儿，他竟给我们讲起笑话来。
先生说，大明湖里有个历下亭，亭子上有幅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天，有外地的两个人在那里谈闲话，说“济南名士多王八”，这话被一个济南人听到了，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年，东海龙王开考，大王八也去参加考试，在路上下了一些蛋，于是让两条鱼抬着王八，把蛋盛在坛子里往前走，当它们来到龙宫门前，保卫龙宫的鱼问道“谁呀”？这时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回答“鱼抬（鱼台）的是王八，坛盛（郯城）的是王八蛋”。原来，那两个对济南不敬的外地人，一个是鱼台人，一个是郯城人。 在笑话中，我们能感觉到季先生对济南的深厚感情。先生说：“我就是济南人，我始终把济南作为一个故乡来回忆。”  的确，济南虽然不是季先生的出生地，却是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每当看到这里的湖光山色，就仿佛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倒影。 1917年，六岁的季羡林辞别了母亲，骑着一头小毛驴从山东临清的官庄来到济南的叔叔家求学。这个一直生活在平原上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山。季先生说“家乡没有山，原来我脑子里边的山就像电线杆一样。后来一到济南看到山，大为吃惊。” 儿时的季羡林非常贪玩，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大明湖边钓鱼钓虾钓掉青蛙，而他最大的梦想则是当一名绿林好汉，为此，他还偷偷练过铁砂掌。然而，就在几年后，季羡林却同时考上了北大和清华，并最终以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的身份赴德留学。从绿林好汉到留德博士，谈及其中的变化，季先生总忘不了高中校长王寿彭。王寿彭是清末状元，也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为了鼓励学生，他承诺给连续几学期考甲等第一的学生写对联，这句承诺更给了季羡林无穷的动力。两年后，他用四个“甲等第一”换来了校长的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直到今天，这幅对联还珍藏在季先生的家中。 “客树回看成故乡”
在相册中，有两张照片我们找寻了很久，一张是享誉梵学界的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一张是年逾八旬的西克教授，他们是季先生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
说起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季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写出一篇长篇绪论，他自信满满地交给教授，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看了以后，前边画了个括号，最后画了个括号，都不要，都是废话”，季先生说，“这两个括号对我教育很大，所以后来再写学术论文就比较老实了，废话不要。” 关于西克教授，有一件事情感动了很多人，二战期间，供应很紧张，季先生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本就无法填饱肚子的定量中一点点省出了奶油和面粉，在西克教授生日的时候为他做了一个大蛋糕，当教授打开门，看到雪地中捧着蛋糕的学生，夫妇俩感动得热泪四流。  看到西克教授的照片，季先生有些激动，他说“不容易，这照片我都没有了”，那一刻他彷佛陷入了回忆，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们俩人感情特好，我那时年轻，他就像祖父一样。” 西克教授在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接替做季先生的指导教师，他要教给季先生一门绝活，这门绝活就是吐火罗语，它是西克教授与另一位学者花费了三十年才破译出来的古代语言。当时，季先生已经学习了梵文、巴利文、英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对于吐火罗语，他有着自己的担心：“那时候不想学了，因为学的语言太多了，怕脑袋瓜装不下”。但西克教授的态度非常坚决，季先生回忆说：“我们的关系特好，他说我会的东西一定得教给你，你不学也不行。”那些日子，德国上空的轰炸遮天蔽日，在隆隆的战火声中，师徒二人每日面对斑驳的残卷研读着久远的语言。在一篇文章中，季先生曾写到“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的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1941年，季羡林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引起轰动。1945年5月7日，德国战败投降，10月，季羡林启程回国。对于哥廷根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德国小城，季先生一场感慨，他说：“‘客树回看成故乡’，‘客树’就是不是本国的树，‘客树’，回头一看成了故乡。” 1946年5月19日，一艘小型客轮抵达上海。在经历了八个月的辗转颠簸后，季羡林终于从德国小城哥廷根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此时，他已经接到北大校长胡适的聘请，准备前往北大任教。在途径上海的时候，季先生曾住在臧克家的家中。2007年7月，我们采访了臧克家先生的夫人郑曼女士，她回忆说：“当时我老伴他们两个人就睡在榻榻米上，叫做抵足而眠啊。我一看季先生这个，他是洋博士，可没有一点洋气，非常朴素，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什么行李，带了五、六个箱子，大箱子，箱子里边全是书。”
 在北大红楼，季羡林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那些日子，季羡林独自住在北京翠花胡同一座很深的院落里，这里曾是明朝东厂审讯行刑的地方，院落里不仅有古碑和石棺，据说还有水牢。人们从外面走进去，就仿佛走入了一座古墓。季先生说：“每当有朋友来，总会在门口再三打听，确信季羡林一定在里边才敢进去，要不他不敢进来。这本来叫凶宅，据说有鬼的地方，我那时候刚回国，不信什么鬼，现在也不信，世界上只有人没有鬼。”对于这座院落，郑曼女士也有着很深的记忆，她为我们讲述了第一次拜访的场景：“一进去以后，我们就第一个问他，你怎么一个人住在这儿啊？旁边还有一个棺材，怕不怕呀？他说我以鬼为邻，同鬼做邻居。” 那时的北京时常停电，在微弱的烛光中，季羡林埋首于学问的世界，偶尔抬头，只看到自己骤然放大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全没有专业资料的季羡林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在中国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谈起这些成就，季先生很淡然，他说：“我是随遇而安，有多大碗，吃多少饭，环境你得去适应，只要你这个人不懒就行。” 老人与猫
季先生养了二十几年的猫。如今，不能与陪伴了多年的爱猫在一起是他住院以来最大的遗憾。在北大朗润园，我们见到了季先生的爱猫，名叫“大强盗”。它紧紧盯着镜头，仿佛在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家里的助手说，小猫经常安静地伏在阳台上，长时间望着对面的荷塘。荷塘里的莲子是季羡林亲手撒下的，也许，它是在等待季荷的盛开。
在采访中，老人非常动情的回忆了他养的第一只猫。他说，那是一只养了16年的老猫，它不愿意在主人面前死去，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悄然离去了。说到这里，摄像师把镜头静静推上去，老人的眼里含着泪滴。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临走的时候，季先生要秘书拿书送给我们，还一本一本摸索着签上名字。因为听不清我们在跟秘书说什么，他给栏目题完词还一直拿着笔，非常好心地问，还要写什么吗？看着季先生那无比真诚的眼神，突然就想到了季先生的学生说的那句话，他说，季先生的身上寄托着善良的人们太多美好的愿望，因为博爱、无私、不追名逐利，这些在现代社会愈来愈可贵的品质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溶在了他的世界里。
触动还有很多，而回忆，似乎就像季先生所说，很多时候是一幅幅无以言表的画。如今，又是7月，距离先生8月6日的生日已经很近很近，可是先生却再也无法收到我们的礼物。其实，那本相册，那些融在相册里的回忆与讲述，又何尝不是先生留给大家的礼物。 (文/山东卫视 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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